陈东升2018年收获了一件大礼：泰康保险集团首次上榜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以240.5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489位。

“泰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进入世界500强只是表明我们进入了某一个档次。我老讲，13亿中国人会把我们抬进世界500强，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下一步更重要的，是做好泰康的医养战略。”陈东升告诉《中国企业家》。

创业26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作为92派企业家的代表，陈东升感慨良多。

谈起创业，陈东升说：“以1992年的时间为限，如果提前五年下海，人家一定说陈东升犯错被开除了；假如我提前三年下海，人家一定会说陈东升混得不好，没本事；而到1992年下海，那就是英雄。所以没有整个社会价值观形成这个共识，也没有今天的‘92派’。”

的确，时代的潮起潮落，政策的波澜起伏，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身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

陈东升出生在湖北天门的一个小县城。小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读报刊杂志，如《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等，这些报刊填补了封闭时代的好奇心，也打开了他观察外界的窗口。

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陈东升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1988年，31岁的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任职副总编。

四年后，整个中国酝酿已久的思潮终于爆发，这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陈东升的一生。

吴晓波曾经在他的代表作《激荡三十年》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这个现象很难用十分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大概就是历史内在的戏剧性。”

1992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

1984年，中国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也迎来第一次创业高潮。而改革真正得以深入推动，则始于1992年。

这一年，邓小平发表的南巡讲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彼时暮气沉沉的中国。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是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批嗅觉敏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纷纷下海，踏上创业的征程。这股热潮催生了著名的“92派”企业家。陈东升，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创业者。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起伏、彷徨反复，1992年的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下海经商是件光荣的事情。

比起1984年的草莽英雄和1998年的互联网精英，这次创业潮的主体有一个特点，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如陈东升、冯仑、田源等人。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中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这个群体的数字是30万。

就在这一年，陈东升开始筹备创办拍卖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1993年，中国第一家现代拍卖公司中国嘉德拍卖成立。一年后，他又和弟弟陈平创办了物流企业宅急送。1996年，泰康人寿成立。

1996年，陈东升新拿到的保险机构法人许可证。

1996年，泰康第一份保单出单现场。

较之刘永好等第一批试水的企业家，92派这批幸运儿，公司成立伊始就可以按照股份公司、有限公司的形式，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他们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陈东升认为，这皆得益于1992年，国家体改委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这两个文件不亚于三中全会的文件，没有这两个文件，下海就没有依据。1992年创业的这批人，就是以这两个文件为依据，成立的公司都是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所以，1992年的下海浪潮，是真正的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依据的创业。”

2005年，陈东升操作完成泰康直接投资A股第一单。

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和企业家群体的壮大。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上世纪90年代前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被上纲为姓社姓资问题。

1992年，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经过反复博弈达成共识，邓小平南巡讲话锚定了中国大船的航向。在这个基础上，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大多数阶层被连接在了一起，逐渐形成了命运相连、方向一致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仅是利益上的，也是思想上的。

2012年，泰康创新虚拟保险产品衔接实体养老社区商业模式，其首家医养结合养老社区—— 泰康之家燕园奠基现场。

2018年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杂音，有人声称“国进民退，民企已完成历史任务，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种新的公私合营”⋯⋯这些似曾相识的杂音，让民营企业家群体深感不安：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各种经济成分身份平等地在市场经济中共同发展的共识，是否有动摇乃至被否定的危险？

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再次肯定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和地位作用，重申坚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进行了批驳。

习近平的讲话中，特别提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是同路人。“这一句话暖人心、定乾坤，坚定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将调动我们国家所有人的积极性。”陈东升说，“我认为，习总书记的这次讲话，将开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陈东升一直活跃于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他对宏观经济研究多年，还有三段企业管理实践经历，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有独到的思考及系统观点。

纵观中国改革近四十年的历程，中国出现了几波创业大潮，并集中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企业。

在陈东升看来，84派历史厚重、悲怆，因为当时并没有保护企业家的《企业法》，导致这一时代出现了大量的产权不清、公司治理结构概念全无的野蛮生长状态的企业；92派是中国企业家中第一代现代企业的试水者，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企业开始有明晰的产权、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海归派带回来了创始人制度、期权制度，用以解决团队的利益激励问题，同时也带回了在中国创业的天使、风投、PE模式，完善了资本在创业过程中的工具作用。当下，中国的创业公司都有机会在完善的企业制度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下成长。

而不同的创业大潮，对应着不同的历史进程。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完成宏观改革；90年代，企业家阶层形成；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开始全方位融入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体系；今天，中国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需要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现代治理结构。

无论哪个阶段，“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重心。不过陈东升认为，这也带来了副作用。最大的副作用是实用主义带来的价值观的堕落，对过去的过分否定和左右失调。我国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共同富裕却存在缺失，贫富差距悬殊。

新经济形势下，企业该如何发展？

“现在的十年，中国经济进入拐点，后工业化时代到来。”陈东升说，工业化时代，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后工业化时代，需要解决“娱教医养”问题。

也是因此，泰康打破了传统的保险公司发展模式，把保险、资管、医养形成一个闭环。几年前便提出医养结合的大战略，并已陆续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布局建设医养社区。

新经济形势下，政商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有的“跑马圈地”资源交换型经济结构已经饱和，亲清型政商关系得到推崇。陈东升认为，未来的企业竞争要靠创新、效率、团队核心竞争力。“真正的企业家时代到来了。”陈东升说。

以下为陈东升就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发展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

提问：过去40年，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等各种经济形式分别经过了不同的发展历程，最终形成一个共同的改革共同体。你亲历了整个过程，你观察到的这个构建共同体的过程是怎样的？

陈东升：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是一个曲折的过程。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后来又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战略。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分两步走，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核心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整个社会的动荡之源清除了，全国人民都兴高采烈。

我认为，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是有本质差异的，四个现代化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具体认识，而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是整个社会从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再到社会组织等方面全方位坚定地跟国际接轨。

对于“改革开放共同体”的这个概念，我一直认为，中国改革最大的核心是保持存量，放开增量。政府主导经济，国企、外资和民企共同发展。

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当年国企改革，几百万工人下岗，但都挺过来了。后来一些大国企又在美国、香港等地上市，这是想象不到的。

外企给我们带来资本、管理、技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是西方人完成的，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过去的民企，最早是个体户、万元户，后来有些人做成功了，社会对民企逐渐认可。民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崛起，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东莞模式出现。还有民办科技企业，由互联网、海归派主导的新经济高科技领域，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了。目前科技领域基本上是民营经济主导，消费领域中民企还没有完全崛起，我相信未来应该也是民企的机会。

我想说，共同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大家依靠一股力量组织起来，形成新的（组织）叫共同体，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国企、外资、民企有不同领域的分工，这种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相互补充的。

提问：2018年，社会上有些不同的声音，这种共识似乎有所变化，你是否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是民营企业家隐隐的不安，你认为这种不安从何而来？

陈东升：现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还没有达成共识。

国企是执政基础，民企能量要释放，外资要被认可，现在需要把三者统一在市场的共同原则下，形成共识，三者共同发展。我希望对各经济主体真正的一视同仁，平等享有国民待遇并得到法律上的保护。

中央召开了民企座谈会，民企应该可以放下心了。但下一个春天需要一个酝酿、发展、成长、壮大、兴旺的时间过程。我认为，民企力量得到释放，中国经济的春天到来，是毋庸置疑的。

提问：曾经的改革是很艰难的，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反复博弈达成的共识。这一次的民企座谈会，和邓小平南巡前的社会大讨论，有何共同点？又有何不同？

陈东升：这两次都是社会处在内外矛盾凸显，产业升级转型的时候，需要直面问题，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让大家放心往前走。

上世纪80年代，“温州是资本主义”“让个体户倾家荡产”的观点都出现过，后来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以及中国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才促使民企放心发展。

这一次也一样，内外部形势给中国的崛起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焕发企业家精神，特别是调动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社会上出现了“三论”：民企退出历史舞台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的公私合营论，工会控制民营企业论，大家认为这都是错误的。民企座谈会批判了这些错误言论，确定了民企是自己人，这很重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本质，是不变的路线方针，这可以释放很大能量。站在历史的角度，中国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认为民企将迎来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一次的春天就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专注主业、专注专业。过去的是跑马圈地，野蛮生长，现在是进入效率和创新驱动，做大做强的阶段。

开启第二个春天，有两个前提：亲清型政商关系以及党的领导。

习总书记提出的亲、清二字新型政商关系，让企业家有更多的精力把事情做好，这个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严格讲，亲清型政商关系，需要市场经济更发达，法治社会更加强。

过去改革开放40年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第一个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证了社会稳定，带来了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取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第二个法宝；第三个是开启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否则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今天和明天。

提问：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当时你应该是35岁，正值青春盛年。对于争议，邓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你当时和现在对此的认知是否有所不同？

陈东升：以前的中国，发展决定一切。那时候讲发展是硬道理是对的。

今天的中国发展起来了。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不变，但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公平问题、法治社会建设问题，也不仅仅是廉洁奉公、贫富差距、社会道德价值观重塑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复杂的问题。今天，已经不是发展决定一切了。

今天的核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经济，坚持企业家精神的发扬不动摇，最终造福社会，造福人类。这是我的期待。

提问：2017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出台了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文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对企业家、对市场经济、对私人财产保护的制度。这次，国家高层也有发声，你从中解读到的是什么？

陈东升：80年代开启的经济改革，1992年确立的市场经济，本世纪初加入WTO，到今天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现代治理结构，特别是2017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这样一个文件。有恒产才有恒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对企业家、对市场经济、对私人财产保护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制度。包括这次座谈会，很多重要部门都到场了。国家这次澄清了一些错误言论，保护企业家精神和产权，民企的发展环境一定会逐步地好起来。

重构改革共同体，就是国民待遇平等，市场主体不管是国有、外资还是民企，国民待遇应该一视同仁，在公平、透明、法治社会中竞争合作。

从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看，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前提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共同带来了中国经济今天的繁荣。在这三股力量之中，国企是基础，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资带来了资本、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民营经济从无到有，如今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从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2016年的77.6%；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在2013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2016年就业占比为6.28%。

今天的世界500强，中国占到一百多。其中国企占到八十多家，民企占到二十多家，国企占五分之四。顶尖大公司以国企为主。但中小企业，解决就业的企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以民企为主。社会经济结构中，宝塔尖上是国企，有少数民企。而外资有很多在中国销售额突破2000亿人民币，从单体来讲，其实都是世界500强。我们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研究得不够。

2018年1~8月，工业利润国企占14000多亿，民企和外资各占10000亿出头。有人说“国进民退”，国企过去占到百分之二十多，现在是百分之三十多。我不这么认为，三分天下，国企占40%，其他各占30%，基本应该是这个概念。

提问：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民营企业崛起，企业家群体壮大。新经济形势下，这个群体该如何更好地取得发展？

陈东升：企业野蛮生长的时代过去了，利益交换时代过去了。产业在整合，市场在细分，未来谁是领头羊？一定是有完善成熟的企业治理结构的企业，有完善的企业价值观和战略，有完善的核心团队和核心竞争力，有很强的风险控制能力的企业。

真正的好企业发展的时代到来了，整个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都会上一个大台阶，更靠近成熟经济，更靠近世界企业家群体的素质。未来更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会诞生，像马云、马化腾、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经过这4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效率和创新驱动的时代。中央已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新常态”的准确判断，其本质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从投资、出口驱动为主向内需、消费驱动为主转型，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型。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老龄化社会也在加速到来，这一切使得中国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靠效率和创新，真正健康发展的成熟企业和企业群体正在形成。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实现社会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核心力量之一。当中国经济进入以效率和创新驱动为核心的阶段，真正市场化、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会更加适应并能够及时抓住这一机遇。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依旧需要紧抓制造业等实业，这是基础，但它们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定会逐步下降。同时，服务业的比重会不断上升，目前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占比基本都在70%以上。现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下半场，同时服务业大消费时代的风口才刚刚到来，中国企业一定要努力，力争在消费领域产生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

现在，真正的企业家时代到来了。

提问：你曾说，中国企业家经历了84派、92派、海归网络派和后WTO派四个发展浪潮，而改革开放孕育了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在你看来，这四个阶段的企业家群体，其企业家精神各自有何不同？他们的历史使命有何不同？

陈东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机遇和挑战。

如果以产权制度变迁为脉络，中国企业家群体历经了84派、知识分子下海的92派、互联网浪潮的海归派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后WTO派等多个发展阶段。

邓小平84年南巡，诞生了像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任正非这样一批企业家；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又诞生了像冯仑、田源、艾路明等这样一批以社会精英为主体下海的企业家。到了90年代中后期，海归成为了一个时尚，互联网成了一个新经济，所以又诞生了像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等这些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真的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狂野到成熟，从躁动到平静，从赚钱到做社会公益，从模糊灰色的商业交易，逐步走向新型的政商关系。改革开放这40年，民营企业经过了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确实良莠不齐，也有官商勾结，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没有形成一个榜样力量。为什么我老强调正能量，包括这次央视《对话》里我对企业家精神专门讲到“模范精神”，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我说企业家精神是冒险精神、乐观精神、专业精神，还有就是模范精神。冒险精神是首要的，乐观精神就是坚持精神。模范精神是我第一次提，可能在过去关于企业家精神里面也没人提这个。企业家精神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先进力量，包括这次“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表彰里面也提到，民营企业家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社会形象。

企业家精神的最核心是冒险创新，但是不是说想创新就创新，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什么？其实马克思当年《资本论》里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些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外在竞争的压力，还有一个内在对利润的冲动，这两个因素促成了这些，今天应该讲你要保持你的竞争能力，你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超越你的对手。

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需要有持续的企业家精神作支撑，要有敢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家不断登上舞台。美国150年的繁荣就是三股浪潮接连推动的，工业浪潮诞生了金融巨头摩根、钢铁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汽车大王福特；上世纪50年代的消费浪潮诞生了好莱坞、迪士尼、可口可乐、麦当劳等一批消费型大企业；到了今天的科技数据时代，又产生了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一批企业家。今天的中国需要面临三股浪潮叠加的挑战，因而也尤其呼唤企业家精神与创新能力建设。

中国已经进入成熟企业家精神迸发的历史时期。今天的创业是资本在寻找企业家精神，只要有好的商业模式大家都会来投资。当然，最好的创业时期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时期。

提问：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下，中国已经从当年的摸着石头过河，走向一个较成熟的社会，也需要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结构，你认为在这方面，国家和社会还需要做什么？

陈东升：现代的经济体系，就是成熟的经济体系。我认为，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道路。

前两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和日本，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科技革命，带来全球化浪潮。二战后是四小龙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四十年的时间，完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抓住了全球化浪潮，抢抓了机会。我老讲，工业浪潮、消费浪潮、科技浪潮这三股浪潮推动美国的发展。今天中国是这三股浪潮叠加。

走向成熟社会，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成熟的治理结构，就是中产形成、老龄化到来、服务业占主导，这时的社会经济结构需要适应新的变化。

我很少看到文章研究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我认为开放是起因，改革是过程。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没有开放认识到和世界距离的差距就没有改革，没有开放也就没有目标和要求，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开放和改革是这样一个关系。

改革最开始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城市的万元户，从价格改革再到产权和所有制的改革，走到今天，改革仍然在继续。开放我们很简单地理解是技术、资本、设备，从最早的“三来一补”，到后来沿海的发展战略，最后中国跟美国经济深度契合，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改革和开放这40年就是这样缓慢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也验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小岗村，从深圳撕开了个小口子，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变迁的巨流。

改革还需继续，开放也需继续，我们今天国家战略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国家提出来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力量，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正在演绎一个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综合、更深刻的这样一个改革和开放。我们提出来要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我们要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这已经是从当年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走向一个成熟社会。这就是改革和开放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