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章剑锋
出品 | 网易科技《后厂村7号》(ID:tech_163)
单霁翔来了
黑色中式对襟衫、脚踩老北京“懒汉”布鞋,北京的早春时节,一副标志性着装的单霁翔又现身了。
3月23日和24日,是周末。前一天,他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后一天,他出席了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马不停蹄,花甲之年的单霁翔,节奏不是一般的强,隔天转场,连身上的着装都没有换过。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文物真正的活起来,活在当下,活在每个人生活中”、“就是要把权利交给社会公众。”
高台之上,灯光与目光聚于一身,发色已显灰白的单霁翔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中气充沛的嗓音,难掩高亢和激扬。
三句话不离本职,单霁翔向人们一项一项地推介故宫正在进行的变革和创新,向人们讲他为什么要推动故宫走向大众视线、迎合互联网时代。
从讲演现场下来,单霁翔下一个安排是出差外地,没有稍事停留,马上就要赶往机场。
“就一分钟,一分钟……”。
一拨人把他堵在后场通道中,电视台工作人员把话筒递到跟前,一定要他接受采访。
站在墙跟前说了几句,满足了当事记者的需求,但还有好多家媒体要采访。在工作人员接连挡驾遮护之下,单霁翔终于得以脱身,和助手单独乘上电梯离开。
单霁翔被追逐,不输任何明星,又有所不同。舆论上看,明星流行,往往指代文化的失落,而他的走红,则被叫做文化担当。
“我卖萌,你就愿意看我、了解我。你走近我了,靠近我了,然后你有了兴趣,自然会去追寻背后更深刻的故事、更深厚的内涵,那就真正走进了博物馆。”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光明日报高级记者李韵对《后厂村7号》(ID:tech_163)记者说,“他能够放下身段,是一个很不错的表率。现在的博物馆应该是这样的,不是高冷的,应该是有亲和力的。”
李韵是长期关注文博领域的资深记者,也是单霁翔的朋友。
通过对故宫里里外外进行互联网化、数字化的改造升级,成功操盘,实现了一波接一波的“吸睛”、“吸粉”。在单霁翔运作下,古老而沉寂的文化遗产具有了罕见的表达张力。
“全国的博物馆馆长,都应该向单局长学习,人家懂行。知道应该抓什么、不抓什么。”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会长贾文忠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中国一半的博物馆都在停滞不前。为什么老百姓都不去博物馆?就是本身没做到家。十年都不变,谁去呀?得有新东西来支撑。”
贾文忠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和单霁翔认识了,目前单还担任着中国文物学会的会长,贾文忠负责的专委会,大小事项都需要向单请示汇报。
亲民、没有官架子、实干者——在《后厂村7号》(ID:tech_163)记者接触到的单霁翔朋友圈里的人,对他及他所做的事情,都有类似的评价。
“我觉得单局还是性情中人。”贾文忠告诉《后厂村7号》,他眼里的单霁翔,“官气不重,谁都可以跟他说得上话,谁都可以交流。”
能让一向以皇家气派、高山仰止的面孔示人的紫禁城活泛生动接地气,不仅是技法上嬗熟多样、轻车熟路,从更为内在的性格、学识等个人素质上来讲,身为故宫操盘人的单霁翔,也不无底子和优势。
2004年10月25日,江西财经大学的两个学生记者怀着陌生和怯懦的心情,和单霁翔遭遇。
这一天,身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在江西南昌出席会议,在一行官员公务活动转场的过程中,《江西财大报》这两位学生壮着胆子,向单霁翔提出采访请求,单霁翔非但没有拒绝他们,反而“欣然”邀请他们同车随行。这让学生们不禁“心跳加快”。
单霁翔没有简单将他们当作学生对待,而是把他们看成了“文物宣传队伍的一员”、“将来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他很看重高校学生对于文物工作的参与,在采访中提出,高校也可以举行一些文物宣传教育活动,“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多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到达目的地之后,单霁翔留他们旁听“全国文物宣教工作会议”,不仅多次向在场官员介绍这两个学生记者,还执意留他们吃午饭,就安排坐在自己身边。单的这一系列言行,马上产生“路转粉”的效应。两位记者在事后写道,这番经历中,自己“消除了对领导的神秘感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陌生感。”
单霁翔一贯的观点是:文化遗产保护,无法孤芳自赏,需要与民众平等交流,用平民化的方式说明自身工作的意义,为民众所理解。
“文博圈在过去,甚至是现在,还是相对封闭的,理念上相对比较死。”跑了20多年文博条线报道的李韵说,单霁翔进了文博圈,带来了一些新理念。她特别提到一个细节——单霁翔是她见到的第一个做工作报告时会用到PPT的文物局领导,“之前都是念稿子,给人感觉是古老的保守的。(用PPT)也是一种新气息吧,更有说服力,更直观。”
“到了故宫都是坎儿”
2011年8月5日清晨时分,单霁翔接到组织上的通知,翌年他将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一个国家文物局局长,去担任下属单位一把手职务,尽管文化部党组成员和副部级的职级身份不变,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种由高走低的任命未免异乎寻常。
李韵告诉《后厂村7号》,单霁翔从一个管全国文物的局长,变成了管(故宫)一件文物,权力变小了。但她同时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单霁翔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不二人选,因为他具有的“魄力”和“个人魅力”。
《后厂村7号》注意到,单到故宫任职轰动一时,人民网还特别给他搭建了一个新闻专题,文辞之间,满是冀望和看好。
当时的故宫,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失窃案、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钧瓷损坏等,人称“故宫十重门”。李韵回忆,加上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不透明,将故宫原领导打击得够呛,手足无措。
汹汹舆情,在故宫遭遇这种历史性严峻节点时,单霁翔的走马上任,多少带了一些临危受命的意味。
单霁翔上任后一个月,即召开一次媒体通气会,谦称:担任院长一职,对于他的能力、学识和经验都是一个挑战。
但他显然并非没有准备。从讲话稿来看,单霁翔已经对故宫今后发展进行了通盘考量,人们关心的和故宫需要解决的问题,像开放、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定位等都逐条谈及,今天人们看到的故宫气象,基本都可以从这次会上找到思路源头。
单霁翔首要的事务,是与媒体建立互动机制,让故宫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得透明和去沟壑。
李韵记得,故宫原来与外界舆论的互动很少,单霁翔上任后,大大小小媒体都接待。在她眼里,单是那种善用媒体、善待媒体的领导。
“完全开放的心态,而且有问必答。他不会要求审稿,不怕别人歪曲他,有这个底气。”李韵看到故宫在单霁翔操盘下发生的舆论变化,也看到许多跑口媒体对故宫态度的改变,“他们工作中有一些细节上的失误,大家不会追打。”
单霁翔的行动力,在《后厂村7号》记者接触的采访对象中颇有口碑。
他办成的事,有些是故宫之前想办没办好的,或者原来办得不大起色的,比如每周一的闭馆、比如限流、比如将开放区域扩大到80%、比如拆除违建及将非故宫单位清出宫墙,再比如搞活故宫文创和周边产品,每一件都牵涉诸多头绪和主体。
“非常不容易,他敢于打开一座一座的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著名晚清史学者贾英华说,“打开门意味着责任,罗嗦事儿就容易全来了。”
包括单霁翔在内,贾英华与故宫三任院长都熟,对其历史和人事掌故如数家珍。因为手中收藏着原版爱新觉罗宗谱,曾被故宫老院长张忠培称为不在编的“故宫人”。他告诉《后厂村7号》(ID:tech_163)记者,远在逊帝期间,溥仪曾打开过建福宫,发现在册的东西多有不全,于是想清点其中的藏珍,结果被太监提前一把火给烧毁了。建福宫至今仍是宫里的一片著名遗迹,被称为“火场”。
贾英华认为,假如做不到心中有底,后续的一系列创新、开发、利用和保护预案,不免会有极高风险。在他看,“老单不是盲动的。”
单霁翔与贾英华同是张伯驹潘素文化基金会顾问
贾英华原来在国家某部委任职,2012年退休,当年正好是单霁翔到故宫初上任。两人几年没见了,见面一握手,单就对他说,祝贺你安全着陆。
这句话一直印在贾英华的脑海里,“体现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第一注重的还是安全”。
故宫的院长不好当,在单霁翔的圈子里几乎是共识。故宫历史上,遇“坎”的院长,不乏其人,远如易培基,近如张忠培、郑欣淼,任内不是失窃,就是火灾,以致故宫院长无形中沾上了一层宿命的色彩。
“这些院长都想把事儿办好,都想把故宫博物院办好,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阅历和不同的角度,都遇到了不同的问题。”贾英华告诉《后厂村7号》,“故宫的人有这么说的,他们这些人,一个人一个命,到了故宫都是坎儿。”
单霁翔上任一年多后,故宫突发食堂命案,展览部一位设计师因为工作矛盾将部门两位领导刺死,给原本就处在多事之秋的故宫又添舆情负重。
贾英华说,单霁翔“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迅速安定局势,而且能够不甘心于守旧,能够有创新思维,难得。”
“所有压力都压到他一个人身上了”
俗语讲,一入宫门深似海,人们只看到了单霁翔入宫后给外界带来的欢快、热闹,但单霁翔却说,他是“如履薄冰”。
奇怪的是,一边声言故宫院长是高风险职位,“有今天没明天”,一边他还在继续“盘活”故宫。
“他选秘书,是故宫科技部的一个骨干,你就知道他这个思维了。一般传统做法就弄个保管部(出身)的,知道家底怎么回事儿。他不是。”贾英华说,从挑选秘书的细节可以看出单的“前瞻性”,“在推广上、在研究利用上,是主张科技创新的”。
苹果CEO库克参观故宫
单霁翔所有行为都有一个理念原点,认为开放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对于木结构的建筑,他的看法是越经常使用和维护越安全,如果闲置反而糟朽得快。
至于守护故宫的责任,照单霁翔的意思,也不是他们一帮子人关起门来就能承担得了的,而把故宫的门进一步打开,在他逻辑中反而有利:“当人们获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收益权的时候,文物才更安全”。
不四平八稳地在原来那座“冷宫”站好最后一班岗,而选择一反常规套路,在单霁翔的旧交于中宁导演看来,这和单那种“就是要做点事”的性子不无关系。
于中宁说,单霁翔正面对着传统的文物保护观念的怀疑、质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新潮了。”
推陈出新,既要面对外部的议论,更要推动内部的转变和转型。
《后厂村7号》(ID:tech_163)记者了解到,单霁翔的创新做法,让故宫人工作强度不断增大,有员工说,他们的工作量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两三倍。
“原来可能一年有一个展览,修几件钟表,现在对内对外的展览多了,修复任务就很繁重。”故宫副研究馆员亓昊楠说,最开始虽有不适应,但开放的益处也很明显,“更多的人愿意投入一些资金帮助我们去建设故宫、修复文物,可能原来做不成的事儿,现在通过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就能做成了。”
故宫网红IP组合:钟表修复专家王津、亓昊楠
亓昊楠和他的师傅王津,因为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走红,成为故宫网红之一。
故宫火了,让文物修复的传承受益,原来亓昊楠的部门只有三个人,招人都难。现在,他和王师傅都收了各自的徒弟。
在亓昊楠眼中,单霁翔雷厉风行,是个强有力的人,“全院禁烟,说不能抽烟,那就不能抽烟。然后拆违建,说拆就拆。”
不少现场照片显示,单霁翔会亲自和工人一道上阵,把违建拉倒。
撤下低俗展览现场
李韵称,单霁翔的身体力行对故宫开出新局面起到了极大推进和示范。据她所知,故宫的宣传口经常晚上八点还没下班,而单霁翔大多时候也会在办公室一起加班。
“他会在现场,不是说我把活派下去了就完了,他跟大家在一起。”工资不高,经常加班,李韵也曾听到有故宫员工的怨言,“领导都在这坐着,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做吧。但另一方面,所有压力都压到他一个人身上了。”
最近一次的“上元之夜”,其中的挑战事后也被披露:在没有经费、计划的背景下,接到任务后,单霁翔初三把休假员工召回,十二天内,加班加点,合力应对。
所有一线员工紧锣密鼓投入其中,事后却毁誉不一。
“没有经验,时间也紧,第一次就把它做得十全十美,谁也做不到。”亓昊楠说。
他明确挺院长,“我觉得领导干部敢干,而且干的每一步都是对故宫有好处的,应该支持。”
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
履新之时,有人问单霁翔,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准备怎么烧这三把火?
单答: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最怕火,所以我一把火也没有。
从《后厂村7号》记者的采访中来看,擅于做人的工作、团结到各方面的力量,是单霁翔操盘故宫的一大特点和看点。
到了故宫,推陈出新,又没有汰旧换新、全盘改换,单霁翔不像传统的改革者那样激进和突兀,而更多显现的一团和气。
他的做法,与前人哲言吻合,“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
有采访对象说,人事关系上,一般都是人走茶凉,但故宫的几任院长,关系都比较融洽。
2017年7月以前,故宫共有两位退下来的正院长,一位张忠培,一位郑欣淼,加上在任的单霁翔,三个人有时候会上演琴瑟和鸣的场景。
大高玄殿五年前启动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大修,天下着雨。仪式上,三任院长到场。
单霁翔讲话,淋着雨,没人给他打伞。郑欣淼讲话,单霁翔给他打伞。张忠培讲话,郑欣淼给张打伞。
现场照片,日后被单霁翔放到演讲PPT中。讲到郑欣淼,他在他姓名前加上“老院长”的称谓,讲到张忠培,他在他姓名前加上“老老院长”的称谓。他说,“什么叫传承,这就叫传承。”
张忠培在2015年专门以《故宫人放心,我也放心》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赞单霁翔“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说他是工作狂和拼命三郎,“为故宫开创了新局面,搭建了上升的新平台”。
至于郑欣淼,虽然没有公开为单霁翔站台,但他在退休后,仍在故宫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至今担任故宫研究院院长,他主持的故宫专业讲座,也在继续举办。有些重要的场合,他会和单霁翔一块儿出场。
“单院长一上任就问计于这些老一辈。老单接班之后,成立了一个故宫研究院,让老郑当的院长。”贾英华说,“一般来说,就是本朝不理前朝事。我接任以后,你不要干扰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单霁翔就比较开明,体现了老单的一种胸怀。”
单霁翔透露过,故宫有350名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70%以上都进入到退休年龄,有的已退休多年。他说这都是故宫最宝贵的财富,为了把他们请回来,故宫研究院先后设立了20个研究所。
李韵说,发挥了这些人的余热,对于老先生们是好事儿,对于故宫,更是一件好事儿。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人缘不光结在内部,在文博圈里,单霁翔凭着十几年的主管文物工作关系,与谢辰生、罗哲文、宿白、黄景略、傅熹年、耿宝昌等一批文博圈的名宿大家建立了交谊,而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先生,更是他在清华大学攻读学位的博士生导师。
这都是在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的人物,其中有些老先生,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人,曾为文物保护屡次致信中南海,资历与声望显著。
“他比较尊重那些老先生,过年过节开各种会,都要征求一下老先生的意见,比如谢老(谢辰生)、罗公(罗哲文)这些老先生。开各种会,都把这些老先生搁在前面。”贾文忠说。
在一篇缅怀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的文章中,单霁翔回忆,节日期间拜访德高望重的学者,近20年来不曾停止。
2018年底,中国文物学会换届改选,合影的时候,贾文忠朝第一排看,没见单霁翔人影,坐着的都是老先生们,倒发现单站到了后面一排。“在我见到的场合,基本都是这样的”。
还在国家文物局的时候,单霁翔就很关注老先生们的意见,具体到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应该重点强调什么问题、部署哪些工作,都要一一咨问,而老先生们对于单霁翔工作的推动和帮助,也不乏其事。
1990年代,国内就有声音提议设立“文化遗产日”。到了2005年,单霁翔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提案,认为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时机已经成熟。提案送到相关主管部门,答复说各地各部门设立自己节日的呼声很多,需要严格控制。
单霁翔发现同期有新节日设立,提出疑问。得到答复说,那是领导人基于重要性特批的,你这个如果有明确批示,也可以。
单霁翔回头就和谢辰生、吴良镛等11位老先生座谈商议,由他们用毛笔联名写信给中南海,力陈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必要性,获特别批示。第二年就实现了。
单入职故宫,也获得了老先生阵营的支持。谢辰生在“十重门事件”时期就质疑过故宫,言之深责之切,那几年谢与故宫并无交流。知道单要当故宫院长,谢说,希望也相信他能搞得好,不要再出问题了。
法国总统奥朗德步行参观故宫
在谢辰生眼里,单霁翔当文物局长时,“保护文物,保护名城非常坚决”,2013年,谢辰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难忘的十年》,对2002年到2012年十年期间的文物工作表示充分的肯定,他说,“这也是对单霁翔的肯定。”
单到故宫后,成立了数个院外专家参与的专委会。单说,他们的作用就是“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指导”。比如故宫修缮、平安故宫工程等专家咨询委员会,谢辰生都在其中,几年未与故宫交流的局面由之一改。
在2018年出版的《谢辰生口述》一书中,谢辰生评价单,“现在故宫干得也不错。”
“民众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2003年3月9日晚,位于东二环朝阳门的文化部餐厅里,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的王拉乾、王明锁、王宁贤等五位村民,在这里吃了一顿饭。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这里专门设宴款待他们。五位村民紧挨着单霁翔而坐。席间,单霁翔给他们一一递烟点火,不时夹菜。
这五位农民,有一个共同的荣誉——国家珍贵文物保护功臣。
一个多月前,五位农民在劳作时挖到埋藏着27件西周青铜器的洞穴,报告给文物部门。这批文物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被考古学界称为“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国家文物局将五位农民和27件文物请到北京,专门在中华世纪坛设展。一反主流,开展仪式上,没有大领导,就安排五位农民作为主角剪彩。单霁翔认为他们“最有资格”。
当天晚上宴请这些农民的时候,一位“功臣”感慨道,兄弟几个平时到过的最大城市就是眉县,连宝鸡市都没去过,这次到北京,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感到很光荣。
单霁翔承诺,你们还可以到罗马、巴黎看看,那里也展示着大量出土的文物。
第二年,五位农民再次获奖励,前往欧洲进行了为期10天的观光考察。
到了2011年,随着农民保护文物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接连涌现,国家文物局决定在陕西省和云南省两个村为“功臣”们立碑纪念,杨家村五村民的名字被刻到了“文物碑”上。
立碑前看了一下碑文,单霁翔“大吃一惊”,大部分篇幅都是在表扬各级大小领导,包括国家文物局在内,最后一段才表扬到农民群体。单霁翔要求把表扬领导的内容全部删除,只讲农民事迹,“刻上每一位农民兄弟的名字,就是要告诉村庄的未来子孙,他们的前辈做出了值得骄傲、应该世代传诵的事迹。”
到了故宫,单霁翔说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他们故宫人的专利,不是哪个部门、行业和系统的专利。从文献记录来看,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他在国家文物局一贯主张的延续。
从杨家村村民护宝等事例上面,单霁翔看到,在文化遗产上,广大民众是有觉悟,讲感情的。
单霁翔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十年(2002年-2012年),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期间,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显得“弱势”,《人民政协报》就提出,单主政的10年,全国文保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后厂村7号》记者注意到,民间涌动的自觉自发的力量,对文物工作是一种助力。
单霁翔喜欢提倡公众参与,在他任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作用的意见》,把志愿者定义为文遗保护“生力军”。
实际工作上,单霁翔和志愿者们相互协力,形同伙伴。民间人士给他写信,呼吁他关注一些濒危文物的处境,施以援手,基本上都能得到单的批示和回应。有些事件,单甚至会直接深入到一线现场察看和干预,在志愿者中颇受认同。
“我得到的批示数不胜数,而这些批示是文物保护的保障。”一位知名的文保人士曾这样写道,单离任国家文物局时,让她感到心情低落。
换岗位后,单霁翔把擅走群众路线的个人特色和风格也带进了故宫。
2017年6月22日,在故宫建福宫花园敬胜斋里,举办了一场追思会。追思对象名叫何刚,河南省的一个农民。
何刚在1985年挖地基时挖出19件元代金银器,悉数捐给了故宫,填补了故宫在这方面的藏品空白。他的名字因此被镌刻在了故宫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榜”上。
2017年5月,何刚在山东的高铁工地上发生事故,不幸去世。故宫方面得知消息,把何刚家属请到北京参加追思会。故宫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为普通农民举办悼念活动。
“挺感谢他的,对我家的照顾。”
何刚之子何俊清向《后厂村7号》记者回忆,当时一进故宫,单就让秘书拿了一份书面文件给何俊清签字,给他一笔慰问金。单霁翔还对他说,你家有情,故宫有义,这是故宫的一点心意。
追思会现场,何刚捐献的文物被一字儿摆出来,何俊清头一次见到父亲捐献的这些东西,感到很惊讶。
追思会上,单霁翔发表了一个讲话,给予何刚极高的评价,希望通过何刚的事迹,带动更多的民众关注、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守护者,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他正在“开花结果”
世界上最大四合院的“看门人”——单霁翔给自己的角色定位。
“应该讲,他的志向从一开始就是保护文物。但是怎么样能够可持续地保护文物,要把保护文物、利用文物、获得收益,回过头来更好地保护文物,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认为这是几十年他一直在思考的。现在开花结果了。”
于中宁导演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单霁翔是一个明白人,“让他去当故宫博物院院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眼光的一件事儿。”
2018年夏天,于中宁和夫人去故宫拜访单霁翔,作了一番长谈,单霁翔不仅和他们系统地回顾了自己从政文物口的桩桩件件实践历程和理念,临别时,还送给他们一沓自己发表的文章。
“阅读范围不会超过50个人,就是很专业的搞文物和古建的人才会看的东西。”于中宁夫人说,见他们前一天,单霁翔正在给一个刊物赶写有关故宫的文稿,写到夜里三点钟,“大家都说他是网红,他完全不是那样的人。他真正是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总结”。
单霁翔与于中宁在故宫办公室里(2018年)
于中宁与单霁翔结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单霁翔还是北京市规划委城区处的处长,当时在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于中宁刚拍完欧洲建筑系列片,在建设部的一个内部沙龙上放映幻灯片,单霁翔就在场。
提到单霁翔,于中宁一连用了好几个“特别”,“对古文物、古建筑的热心,希望能够保护、能够宣传的一个人。”
当年,听说于中宁即将拍摄关于中国古建筑和历史名城的系列电影,单霁翔就带着于中宁去看四合院。两个人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悠,挨个敲门进去,有时候会被人骂出来。
看四合院的过程中,于中宁对单霁翔的所思所想有进一步的了解,“他就认为根本不应该修二环路。他就认为北京老城区就应该保留过去的格局,这也是梁思成的想法。”
梁思成是捍卫古建古城的一面旗帜。单霁翔的很多言论和文章中,都能找到梁思成的名字和引文。
于中宁后来拍出一部《不朽的古代建筑》,并且系统拍摄了故宫;而单霁翔则在仕途行进中,渐渐崭露头角,步步走高。
单霁翔在文物圈最初获得认同的一件事,是在市文物局任上,一举恢复了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妙音白塔寺的山门和钟鼓楼,腾退迁走副食商店。这是一处毁于“文革”的景观,文物专家为它的复建牵肠挂肚、奔走呼喊多年。苦于旧址上的商业、民生等各方利益纠缠,原来一直没有实现。
于中宁说,“当时这件事儿在文物系统,好评如潮。多少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来了就能解决了。”
根据单霁翔去年向于中宁夫妇的梳理与回顾,他在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和文物局局长期间,主要做了几件大事:划定25片历史街区、保留潘家园旧货市场、批准设立民间博物馆、支持文物拍卖行发展等等。在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期间,立了“四根柱子”:加强文物立法、清理遗留问题、培养古建人才、打击文物犯罪,并扭转了考古的混乱局面,建立了科学考古和文物保护制度。
从《后厂村7号》(ID:tech_163)记者查阅的资料来看,在国家文物局任上,单霁翔一方面努力要调动和唤起公民的文化遗产自觉,另一方面也试图影响更多的权力主体。
李韵说,“他为了一个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会以副部长的身份去跟一个县长说很久。在官场上,这不是一星半点的级别差距。理论上市里、省里的文物局长去说就可以,不用部长级别的说,但他只要能达成保护的目标,不厌其烦。”
万无一失和一失万无
从国家文物局到故宫,权力范围小了,但从单霁翔的实践来看,这是一块可以让他展布理念的地方。
作为多年旧交,于中宁在肯定单霁翔的同时,也觉得,真理不辩不明,有争议是正常的,“只有在不同声音的比较、辩论中,我们才能得出更好的判断。”
故宫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用相关采访对象的话讲,它是全国博物馆的最高峰和风向标,一举一动,大家都在看着。
单霁翔曾说,故宫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否则就会一失万无。这句话,是老老院长张忠培对他的告诫。
很快,单霁翔就到65岁了,他说他干了八年院长,小偷还没有来。
在公众面前,他总是一副风趣的口吻,但只有真正接近他、了解他的人,才能瞧见他背地里的负重细节,他的难。
“期望他平安无事,早日‘赋闲’。”贾英华这样赠言,以呼应单霁翔当初对自己说的那句“安全着陆”,“因为故宫的任何一点动静,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反响,‘高危’相伴,风风雨雨。”
参考资料及文献出处:
单霁翔著作、中国青年报、东方早报、故宫官网、京华时报、华商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