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曼德拉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牺牲了家庭、舒适和职业成功等美好生活的传统标识，以一位良心犯的身份，度过了长达27年的牢狱之灾。1994年，他一跃成为肩负领导国家之责的南非总统。当选后，曼德拉选择了宽恕，而非为蒙冤过往复仇，进而帮助南非人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根基。

　　尽管被他的人民奉为国父，但仅仅完成一个任期后，他就主动交出权杖，而不是像许多非洲强人那样，终生紧握最高权力，一刻也不愿松手。

　　这难道不是唯有圣人才有的品质吗?许多人当然如是看待曼德拉。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称他为“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为他“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受到最广泛赞赏的人物。”201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曼德拉已成为全球性品牌，知名度仅次于可口可乐(Coca-Cola)。”

　　但也有不同声音。身为南非种族隔离时代最后一位领导人的德克勒克声称：“我并不认同世人为曼德拉谱写的圣徒颂歌。与如今广泛描述的形象恰恰相反，他绝对不是一位慈爱如圣徒般的人物。”

　　这种直言不讳的观点出自德克勒克之口，应该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尽管因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贡献，他和曼德拉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两人终究是死敌，对于这位对手，曼德拉也几乎没有做出过正面的评价。但就自己获得的圣徒美誉这一点而言，曼德拉其实同意德克勒克的观点：“我不是救世主，而是一位因特殊情势演变为领导者的普通人。”

　　事实上，在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除了通常以他为主角、充满盛赞之辞的头条新闻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发现他犯下的许多错误。

　　曼德拉是一位差劲的学者，一位在课堂上如坐针毡的法律系学生。1962年，他开始拥抱暴力，创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秘密武装力量“民族之矛”(Spear of the Nation)，随后展开一系列针对政府的游击战争，并远航至埃塞俄比亚学习枪械使用技能。1994年南非首次民主选举期间，为确保非国大获得压倒性胜利，他四处游说，试图把选民的最低年龄从18岁降至14岁，还援引一个极其可疑，包括朝鲜、伊朗和古巴在内的五国名单作为先例。这个举动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1991年，他前往赞比亚，要求赞比亚人选举肯尼思•卡翁达重新执掌最高权力，尽管在长达27年的独裁统治之后，卡翁达当时已完全丧失了民心。卡翁达最终落败。担任总统期间，曼德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艾滋病在南非的病毒式蔓延。到他退休的时候，南非成年人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已攀升至11.7%这一令人震惊的比例。

　　也许是由于这个时代过于渴望完美无瑕的英雄人物，我们急匆匆地把曼德拉抬上了一座他本人并不认可的偶像神坛。

　　然而，在深入挖掘的过程，我们发现曼德拉给予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此，这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卓越的领导力。

　　有人曾经问曼德拉，他是不是因为教师的种族歧视，才没有学好法律。“是的，我的老师确实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这并不是我没有学好法律的原因。”他知道，他必须为自己的表现承担责任。曼德拉在罗本岛服刑期间坚持自学，还组织其他犯人一起学习。即使囚犯们被迫去采石场从事一整天的辛苦劳作时，每个工作队都被安排了一位向他们传授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讲师。这些囚犯称其为“罗本岛大学”。他后来回忆说：“为了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好学生，我必须去蹲大牢。”

　　曼德拉在狱中专心致志地学习他的压迫者(即南非白人，又称布尔人)的语言和历史，甚至还帮助一些狱警撰写要求升职的信函。

　　被捕入狱前，他曾经在一位朋友的庄园里躲避过一段时间。有一次，他使用一支气步枪射杀了一只麻雀，非常骄傲地展示了一下他的枪械技能。结果当他转身向朋友的儿子吹嘘时，这位年仅5岁的小男孩泪眼婆娑地对他说：“你为什么要杀死那只鸟啊?它的妈妈会难过的。”曼德拉反省道：“我觉得这个小男孩比我更为人性。对于一支新生游击队的领导者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卓越的领导者把人生视作一所学校。他们总是在学习。没有什么情势——狱中的一天，一个小孩的斥责——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

　　像美国的马丁•路德•金一样，曼德拉起初拥抱的是甘地的非暴力理想。他后来忍痛放弃了这个理念，创办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甘地仍然致力于非暴力理想;我尽可能长时间地追随甘地的战略，但我们的斗争后来迎来一个节点，压迫者的野蛮暴行再也无法仅仅通过消极抵抗来还击。我们选择采取破坏行动，因为这种策略不会造成生命的损失，它是未来种族关系最大的希望所在。”

　　后来，曼德拉承认非国大的行动导致了一些侵犯人权的事件，并对那些不肯承认这一点的党内人士提出了批评。

　　在非国大执行委员会抨击他要求降低选民年龄至14岁的立场之后，他选择了退让，并在日记中写道，“我做出了一个严重的误判。”

　　卡翁达落选后，曼德拉再次来到赞比亚，对公众说：“我此前选择支持对象的行为是错误的。我知道，赞比亚曾经为南非解放做出过不可估量的牺牲，肯尼思•卡翁达博士当时是国家元首。我此前的姿态看起来似乎是，为我们的斗争事业提供帮助的仅仅是卡翁达博士一人，而不是全体赞比亚人民。虽然我们或许可以选择卡翁达博士提供的卓越领导力，但谁应该当选，可不能由我自己来确定。”

　　辞去总统后，曼德拉终于如梦方醒地意识到艾滋病的祸害。他积极发声，强调检测和治疗的必要性，承认他的政府没有把艾滋病作为一个重大优先事项是个错误。此外，他还打破禁忌，透露称他的儿子正是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并以此为契机教育他的人民，有必要公开探讨、应对这个问题。

　　卓越的领导者敢于迎接巨大的挑战，在前行的道路上，他们有时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始终致力于辨别是非。当他们发现自己犯下错误时，他们承认自己的过失，纠正航向，然后继续前进。

　　但曼德拉不只是满足于承认自己的缺点——他还积极地致力于消除这些缺点。

　　他在狱中努力培养对自己满腔怒火的自我控制力。有一次，被激怒的曼德勒差点暴力攻击一位监狱官员，但最终只是口头攻击了一下。那天返回牢房后，他开始反思：“尽管我让监狱官闭上了嘴，但他已经让我违背了我的自我控制原则。这一次，我认为我败在了对手的手中。”

　　后来，他在《奥普拉•温弗瑞秀》( The Oprah Winfrey Show)反思说：“要是我没有进监狱，我就不能完成世间最困难的事情——改变自己。”

　　一路走来，他真的变了吗?有一次，在回到自己小时候长大的村庄参加一个葬礼时，曼德拉陷入了沉思：“如果一个人试图发现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变化，再也没有比返回一个保持未变的地方更好的方式了。我意识到，我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演变。”

　　狱友不断透露的细节让我们得以了解，在罗本岛服刑的漫长岁月里，曼德拉是如何逐渐成为一位情绪更加平静，思想更加集中，更有耐心的领导者——一位南非迫切需要的领袖。

　　这正是卓越领导者的不平凡之处——他们视自己为“一件正在演变的半成品”，他们不断地塑造自己，逐步接近自己的理想形态。结果就是，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呈指数级增长。

　　在一封写给妻子温妮的信中，当时还在狱中的曼德拉写道：“永远不要忘记，所谓圣人就是不断尝试的罪人。”

　　曼德拉的崇拜者遍布全球，对他们而言，曼德拉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他促使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具备实现卓越的潜能。像曼德拉一样，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尝试。